校長辦公室 - 香港科技大學

大家好！我今天很榮幸能夠應香港工程師學會和科薈研究中心的邀請，來到這裏和大家交流切磋。

我從美國回到香港還不夠五個月，對於香港社會的認識還不夠深入。去年我成為科大校長後不久，就獲邀請參加施政報告的諮詢會。施政報告提及的六項優勢產業，都與大學息息相關，令我感到特別鼓舞。

我本身唸工程學，畢業後一直研究數學及工程學等範疇，曾經在耶魯大學等學府教授計算機科學。以往計算機科學屬於理學院的範疇，近年逐漸成為工程學院的一部分。我許多同學畢業之後都留在美國矽谷工作，為惠普、英特爾、谷歌等公司效力。因此我今天再一次回到工程師的團體之間，感覺特別親切。

我曾經在美國工作三十多年。大家都知道，北美有很多華人在高科技企業工作，其中不少是香港人。雖然如此，香港本身、尤其在以前，並不重視發展高科技。我和同學們在美國畢業之後，本來都希望可以貢獻香港社會，然而在七十年代、以至八十年代初，香港的科研工作機會實在少之又少。因此當香港科技大學在九十年代創立的時候，北美的華裔工程師都感到十分欣慰。

回到香港之後，我留意到香港的科技部門在政府架構內處於較為不顯眼的位置，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一員。

與此同時，最近科技大學的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(Nano and Advanced Materials Institute Limited) 在科技園開設辦事處及實驗室，我因而再一次深入參觀科學園及應用科技研究院 (ASTRI) 。我當時感受到，本港有關的科研基礎建設已經漸見改善。事實上，科大有不少畢業生都在那裏工作，而ASTRI的行政總裁張念坤博士亦是我的師兄。

隨著全球更加重視高科技、及經歷過金融危機，香港逐漸了解到反省金融主導的經濟、及發展科研的重要性。去年的施政報告就特別提到，香港必須發展六項優勢產業，即教育、醫療、檢測與認證、環保、創新科技、以及文化和創意產業。作為科技大學的校長，我很高興見到其中好幾項，都與我們有關。尤其在創新科技方面，政府將撥出二億元推出「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」(R & D Cash Rebate Scheme)，企業如果參與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 (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)、或研究應用科技，可以得到相等於投資額10% 的現金回贈。

這些措施，是好的開始。但是，它們仍然不夠。香港要成功轉型，發展高科技及知識型經濟，就要有更長遠的策略、和結構性的改變。

我們要發展科技的思維、科研文化、與長遠的策略。

第一，我今天首先要講的，是我們需要科研機構 (institutes)、業界 (industries)、及政府 (government) 更完善的配合：

科研機構、業界及政府三方面需要有很好的銜接，譬如科研機構研究出成果之後，業界須要將之轉化為商品、再投入生產。三方的角色都十分重要，缺一不可。

先進國家都明白政府促進科研的重要性，以美國為例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(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) 是獨立的聯邦機關，地位崇高，它的董事及董事局成員全部由美國總統委任，再經參議院通過。即使過去一年發生金融危機，奧巴馬政府仍然將基金的撥款增加五成，顯示長遠投資科研的決心。

在香港，我們有創新科技署 (ITC)，有應用科技研究院 (ASTRI)、有大學、有創新及科技基金 (ITF)、及科技園(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) 等。

但是，香港更需要一個「科技局」。科技局在政府架構內應屬於較高的層次，負責制訂政策。這樣，它才可以將業界與科研機構的意見，上達到政府的決策層。它又可以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科技局直接溝通，作為等級相若的對口單位。政府一定要從這個高層次出發，才可以發展科研，扮演領導角色。

現今內地、珠三角甚至最接近香港的深圳市，都已經有非常蓬勃的科技產業，科技大學亦經常在學術機構的層面與內地科研機構聯繫。但若要發展長遠的科研策略，則香港政府必須要有一個與內地政府科研機關相若的對口單位，方可事半功倍。

香港其實有很多優秀的人才，諾貝爾獎得主高錕教授，亦在香港接受教育。我們科技大學的工學院全球排名第26，而科大的納米和其他研究更達到世界水準。科技大學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(EMBA) 課程全球稱冠，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(MBA) 亦晉身全球十大。可是科研與商業管理必須進一步配合，方可發揮最佳效用。

香港科技大學有不少科研、管理與業界成功合作的例子，我們第一位博士畢業生廖家俊博士，畢業後成立「幻音數碼」( Perception Digital) 公司，成功開發「步行心跳耳機」等產品，獲獎無數，最近更成功上市。這家公司在香港及深圳設有辦公室，香港半數員工來自科大，大部分做研究。廖博士本人，亦成為十大傑出青年。我們希望見到更多成功的例子。

要讓科研與商業管理充分配合，政府必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商界重視短期利潤，然而發展科研不能在短期內「賺快錢」，我們不能期望商界會自動自覺發展科研。推動科研的重任，落在政府的身上。政府要有長遠政策、和投入資源。不干預政策、「小政府、大市場」的概念，在發展科研上是行不通的。

因此，許多政府都對科研全情投入。比如新加坡，在四年內投資超過85億美元，發展17所世界級的科研機構，及高新科技。中國政府由90年代中期開始，十年內將投放的資源增加一倍。美國方面，即使過去一年有金融危機，奧巴馬政府仍然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 (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)的撥款增加五成。

正如美國著名作家及《紐約時報》記者Thomas Friedman 最近在科大的講座上指出，“If only we could be China for a day”；意思是連最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人，有時亦認為政府更積極主導地力推行政策，效果更佳，效率更高。這位撰寫《The World is Flat》的作家表示，美國政府應該盡快促使美國發展ET，即環保技術 (Energy Technology) ，才不至於被中國領先。

環保事業由於不能即時產生利潤，故此不能單靠市場與商業機構作為主導；發展科研亦一樣，政府必須積極參與及長期投入。

金融海嘯之後，許多國家及地方的政府都更加重視創新科技，為發展科研帶來了機遇。香港政府亦應趁機大力推動高科技發展，彌補商界主導經濟的不足。

第二，除了科研機構、業界與政府的配合，我們還須要發展科研的垂直鏈 (vertical chain)。

垂直鏈是「一條龍」的配套，它包括：

這條垂直鏈內的各個組成部分，環環相扣，真是「一個都不能少」。如有遺漏，政府要即時補上。譬如有些項目潛質優厚、卻不能「賺快錢」，政府就須要幫它一把；提供稅務優惠，就是其中一個方法。

我第三項要說的，是香港與內地在發展科研與產業上，互惠互利的關係。

香港可否運用深圳香港兩地的優勢，吸引企業將科研資源投放到香港，在香港成立科研基地?香港政府可否加強與內地對口機關的聯繫，幫助香港的科研機構，利用香港的高科技人才，配合深圳蓬勃的高科技產業和基礎建設，加強粵港合作?

大學與科研機構在推動創意產業上，扮演甚麼角色?在發展醫療、與環保產業方面，又可以有甚麼貢獻?

比如說，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業中心 (Entreprenership Center)就與深圳招商局聯繫，希望建立一個聯合創業孵化中心 (incubator)，利用深港雙方政府的優惠創業政策及跨境合作的優勢，幫助學生和校友在內地創業。科技大學在深圳亦設有深港產學研基地，作為一個高層次、綜合性的機構，集合政府、產業、學術機構、科研機構、與資金等強大力量，發展科研與產業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有深圳MBA畢業生加入招商局屬下創業投資基金 (venture capital) 的國內科技公司工作，成為公司的領導層。這些例子顯示，科研機構、業界與政府三方的合作關係；這同時亦是粵港跨境合作、發揮兩地優勢的最佳例證。

正如前述，如果香港政府如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，譬如在「科技局」的層次與內地機關對口溝通，或幫助香港的業界打破到內地經營產業的障礙，將能建立更完美的關係。

總括來說，我作為大學校長，當然希望能透過發展教育，幫助政府發展產業。

我與各位工程業的同業一樣，希望各界可以思想一下。政府必須真心發展科研，全情投入，加深認識，詳細規劃；這樣，香港才有機會掌握高科技，才能轉型為知識型社會。